近几年来，中国感染性病、艾滋病的人群不断扩大，仅去年一年新发性病病例就达到400万例，并以每年发病率20％―――30％的速度增长着。造成这种状况，安全套的低普及率以及市场上安全套低劣的品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目前，全国共有大小安全套厂商300多家，每年总产值10几亿元。据业内人士估算，它的市场潜力很有可能达到100亿元以上。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已颇具规模并有着广阔前景的行业，却不能像其他行业一样发布广告。
早在1998年，安全套品牌代理企业杰士邦（武汉）避孕套公司曾率先尝试广告宣传战术，在广州的80辆公交车身印上了“杰士邦”的广告。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公司就收到了广东省有关部门发出的“广告监督管理意见书”，要求立即停止发布所有安全套宣传广告。因为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9年颁布的《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这一文件中的有关规定：治疗性功能障碍、辅助性生活的医疗器械无论是否允许生产，在广告宣传上都应当严格禁止。
这次事件不仅仅是全国查处的首例违法安全套广告，同时也引发了媒体上专家学者、政府部门及普通居民对此事件的持续争议，并被全国各大媒体争相转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计生产品该不该做广告”的讨论风波。但讨论终究归讨论，安全套仍然属于“违禁广告”之列。
由于不允许广告宣传，行业不能形成强势品牌，那些成本低廉的作坊式的避孕套企业，便有了牟取暴利的空间。
目前国内市场上有许多品牌低劣的女用避孕套，它们大多是一些公司通过各种途径，从各个地方购进之后，自己做包装，印上各种露骨的图案，打上一个“牌子”即可。各种包装公司在市场的灰色地带纵横无忌，它们不需要什么生产标准或质量控制，可以包装任何品牌的产品，甚至国际知名品牌。
这样的混乱必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001年第2季度国家质量技术检验检疫总局的抽查结果表明，情趣避孕套产品质量的抽样合格率仅为7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有必要再次好好探讨一下“计生产品该不该做广告”这个问题了。因为广告本身的目的已不只是单纯地要为某一企业宣传、营利了，而是担负起了要为整个安全套行业正名、树立形象这一重大责任。
上海中医学院教授樊民胜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在如何进行性教育，防治艾滋病的问题上一直有两种观念在冲撞，一个是性道德教育，一个就是自我防护（爱戴安全套）教育。提倡使用礼品安全套并不意味着要放松性道德教育，两者应该是并重的。而目前，更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让他们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性病、艾滋病的侵害。现在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主渠道还是学校教育。但必须注意到，还有许多游离在学校之外的青少年，这批人往往比在校学生有更多过早经历性体验的机会，因而更危险。他们怎样得到正规的性教育？怎样让他们知道如何防治性病、艾滋病？只能依靠公众传媒。“安全套广告的禁放，在一定程度上是连这条路都堵住了。”
中国保健科技学会性医药保健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粟卫国也是“开禁派”人士，他认为，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需要安全套厂商的财力支持，具体的解决方案就是推出厂家的公益性广告。“性教育在我国一直推进得比较缓慢，原因之一就是资金缺乏，而安全套厂商完全可以成为推动性教育的生力军。”
曾经被视为“另类”的杰士邦也在不断努力着。“我认为广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做广告有利于品牌树立、产品销售，但同样有利于行业的发展成熟，有利于推动社会观念的进步。我们的社会已不再只有纯情和浪漫，同样有洪水猛兽，如果不能正视性病、艾滋病，这样的社会又如何向自身的生存困境挑战呢？”公司总经理王学海如是说。
